早期国际反战争史上的中国志士

2017-09-16 00:11

  编者按:“九君子”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初期战斗在辽沈地区的进步知识群体,也是较早站在国际联合反斗争前线的青年才俊。“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成效地以国际法规则和人类和平面向国际社会揭露和抵制日本侵略,在中国抗战史和世界反战争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本版今天刊登整版相关文章,回顾在中国的影响和参与下,“九君子”冒死搜集日军侵华推动国际社会仲裁“九一八”事变的爱国,展现其放眼天下的国际视野和的民族。

  被誉为“九君子”的九位志士包括盛京医科大学教授刘仲明(新中国结核病学奠基人)、毕天民(公共卫生学奠基人)、于光元(皮肤病学科奠基人)、张查理(新中国最早实施神经外科手术的专家)、李宝实(耳鼻喉科泰斗)、巩天民(具有“南荣〈荣毅仁〉北巩”之称的金融界精英)、邵信普(营口银行经理)、张韵泠(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刘仲宜(沈阳同仁医院创始者、院长)。“九君子”活跃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辽沈大地,皆属各自领域的精英。

  “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面临空前的国难,守土抗战的“九君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原始的文件、公告、等,编辑成名为TRUTH的,后经国际友人冒险辗转递交给国联调查团,系统地揭露日本侵华,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的侵略行为,“满洲国”是日本一手的伪,推动了国际社会共同抵制侵略的斗争。总体上,“九君子”的救国、方式方法、预期目标和后续影响均体现了国际化特色。

  第一,“九君子”利用国联调查这一契机展开反斗争。他们完成的TRUTH是系统、完整地记录日本侵华的图文实录,是一份最为鲜活的揭露日军侵略和日伪的汇编,他们把日本侵略置于相关国际法框架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日本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无从。第二,“九君子”充分发挥国际友人的作用,按照国际仲裁规范递交TRUTH。在雍维林院长、倪斐德博士、谭文纶教授的鼎力协助下,TRUTH得以成为国联仲裁过程中不可多得的法依据。中英人士的联合体现了国际力量共同捍卫人类的努力。第三,1933年2月24日,出席国联特别大会的44个国家在仅有日本1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基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裁决案,这是一场空前的国际表决,是真正意义的国际联合制裁。第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于全世界,爱好与和平的国际力量更加,为世界反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最终战胜日本奠定了和基础。第五,“九君子”展开国联外交的核心是“为了国际的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稳定,为了和”,这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大视野和大格局,他们把“”的中国智慧运用于人类和平事业的。

  “九君子”能够适时构建国际化反战线,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他们虽生逢,但在青少年时期普遍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大多出生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年代。在青年时代,他们又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五四运动和中国的诞生。战乱和动荡都没有阻碍他们接受教育的步伐。巩天民从小“熟读五经,学习孔孟之道”,刘仲明也在早期教育中就培养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意识及“和为贵”的文化。人类对于和平的追求是无国界的,“九君子”通过国联外交把“崇、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传向世界。

  “九君子”中的六位志士有欧洲留学经历,这使他们有机会同步站界最前沿。“九一八”事变前,刘仲明曾留学英国和丹麦;毕天民曾获英国剑桥公共卫生学和医学博士;于光元、李宝实分别是英国大学医学博士和研究生;张查理、刘仲宜也都曾留学英国。留学经历使他们既能熟练运用英语,又得以接受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先进的意识和思想。依据国际法构建国际秩序、保障国际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征和所向,“九君子”学以致用,在国联外交中充分利用了这些。

  “九君子”都是教青年会的活跃,在青年会中参加一些活动、学习进步刊物,使“九君子”得以较早地受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引领和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的思想激励,并成为他们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源泉。巩天民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情操尤其赢得国际友人的,为中英人士联袂展开的民间国联外交奠定了有力基础,从而率先站在国际联合反斗争的前沿。

  “九君子”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他们是把“九一八”事变推向国联仲裁并取得一定胜利的重要推手,了我国民间团体世界舞台进行国际反联合斗争的先例。他们抓住日本军国主义反、反、反和平的本质,以诚信为本和不卑不亢的立场“为历史”。刘仲明在致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亲笔信中表示:“我们冒险向你们提出或是亲眼目睹的,或是首先了解到的有充分依据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些事实会有助于你们清楚了解事变爆发以来发生在满洲的情况。”弱国反击强敌入侵,军力固然重要,外交手段同样不可或缺。爱国知识,但他们的作用却不逊钢铁之师。

  “九君子”积极联合国际友人共同为人类和平而战,同样是反战争史上的创举。这场斗争中,国际友人的力量不可低估,他们被“九君子”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真理和民族的深深打动。三位英国绅士不但接受重托,妥善保管TRUTH,还冒生命为“九君子”签字并顺利完成递交,使其成为李顿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的不可多得的依据,进而推动了40多个国家在国联大会上一致表决。纵观其他遭受袭击的国家,波兰、苏联与美国都缺少在第一时间积极联合国际社会从世界角度和平的努力和实践。中国“九君子”能够及早行动,联合国际人士共同投身反战维和事业,这是国际反联合斗争史上的早期,意义重大。

  “九君子”展示了中国知识群体心怀天下的胸襟。在TRUTH英文说明书的“结论”中,“九君子”强调了三点:其一,“满洲的人口中95%以上是中国人,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将永远当中国人。”这是低调而铿锵的誓言,充满民族自尊和自信。其二,“世界可能被一时,中国人可能处于当前不利条件,但是,任何依靠武力和欺诈解决的,迟早要有祸患伴后。”这是中国知识对日本也是对世界的警示之语,意在强调“多行不义必自毙”。其三,“为了世界和平与秩序,为了公平和,我们诚挚您们关注和大公地研究处理当前的中日争端。”温润如玉的中国君子以慧眼直击日本侵略的深层危害是全世界和全人类,他们既为日本、更为人类文明而战,因此影响深远。

  “九君子”国际化抗战历程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他们为谋求中国与民族发展所具备的国际思维尤其值得当今知识传承和发扬。今天,中国已经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阅历和国际视野的知识。这种人才储备对于中国发挥世界影响、谋求国际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十分必要也极为重要。新的时代,中国以更加的姿态与世界对接,具有国际化的知识应该有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作者:李学成,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课题组、社会科学院研究员)